三是以人的尊严为基础的民权。

总之，不论如何，都不应当将行政复议决定作为行政诉讼的对象，都不应该将复议机关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它既有促使复议机关积极、认真复议的一面，又有使得复议机关不敢作出引火烧身的改变决定的一面。

由上述可知，相关立法对行政复议的定性是模糊的、混乱的。根据这些规定，似乎可以认为，行政复议被定性为具体行政行为。（一）的规定表明了谁作为，谁负责的意味：我维持而没改变你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以仍然由你执行如果被差别对待的事物之间具有本质上的差异，那么即便存在差别对待，也不产生平等权的问题，甚至恰恰符合平等权的要求，因为不同事物不同对待乃是平等权的另一面向。首先，这种依据户籍和驾照标准对摇号资格作出的差别对待，直接剥夺了被不平等对待的主体购买车辆的机会，使当事人对基本权利的行使几乎变得不可能，因而构成了一种强度很高的损害。

人显然要比非北京户籍人员更为抽象，因此，第二层差别对待更容易被认定为不合理的差别对待，如果要论证其具有合宪性，就需要更强的理由。接下来就需要分析差别对待的适当性，即这种不平等对待能否真正促成其所追求目的的达成。此公式已久为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所采用。

而三权分立乃是人民主权中针对委托国家权力行使者的不信任控制理论的一种制度设计。基本法之人的形象，并非独断的个人，乃存在于共同体中并由共同体给予多重义务的人格。凯尔森认为国家法的全体秩序是由几个法规范的阶层统一构成，统一这种法规范的阶层是依据法规范相互间的妥当性。同时，民主主义主张人民意志是立法的最高权威，其纯粹的形态，就是民主制国家个人自律的拘束的正当性。

日本法院的判决也常将个人尊严与人格尊严相提并论。自由理念是一切有理性者即人格者的意志特征，对于作为人格存在的人来讲，故具有普遍妥当性。

既然立宪主义的宪法在理念上必然是为人格尊严这一绝对价值所拘束的自由民主的宪法秩序。为对抗国家权力的恣意与专断，又由人民主权导出正当法律程序。由自律的拘束一方面导出自由保障的自由原理，另一方面导出国民主权的民主原理，此两大原理为人类普遍的原理，构成了近代立宪主义以来立宪主义宪法的两大本质要素，缺一不可。⑦他指出，这种自由达成的且有约束力的共识是沟通主体都向往得到的，所以这种利益是共同的，是毫无欺诈的。

至于规范的正当性信念则需依赖真理性，即统治权力的运用是否合乎伦理性、道德性、法律性的原则，是否具实证规则形式的合理或正义。在刑事程序法里，上位法规范的正当法律程序，在尊重人性尊严与人权保障的实践中，又不断地限制自身，再具体化为无罪推定原则、自首法则、审判公开原则及审级救济制度等刑事基本权，内容是否实质正当，应以人性尊严为判断标准。合法性的深层依据在于规范所表现出来的社会世界。日本学者佐藤幸治也认为，为避免公的判断[包括司法判断、行政判断与立法判断]恣意性与专断性，从人性尊严这一人权的指导原理，应导出正当法律程序。

[36]参见Roger. Cotterrell：《法律社会学导论》，结构编译群编译，台北结构群文化公司1991年版，第97-99页。[51]据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判决的诠释，所谓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是民主制度与法治国家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核心理念，即在排除任何形态的暴力及恣意统治目的下，基于当时多数意志的国民自我决定暨自由与平等而形成的法治国家的统治秩序。

有学者主张：人权是衡量程序正当性的价值标准[57]、程序正义是保障人权的基本手段。康德认为，人性之所以有尊严，是因为人是个道德人格，是个人格存在，是人与其它动物不同之所在，故人性尊严即是人格尊严。

他说：恰当的模式是当事人交往共同体，作为实际讨论的参与者检验规范的有效性假说。故所谓自律即是自由的理念，即表示有理性者的意志不受外来原因制约，能够积极地为自我决定、自我立法，是人格尊严之所在。日本宪法第13条前段规定个人尊重，第24条规定个人尊严，传统通说认为两者属于同义语，并与德国基本法所称之人性尊严内涵相同。[15]参见[日]押久保伦夫：《个人尊重的意义与可能性》，载《法学家》第1244期，第47-49页。[51]参见许志雄：《宪法之基础理论》，台北稻禾出版社1993年版，第51-52页。④See Jurgen Habermas：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Bd. 1，Frankfurt am Main，1988，S.359.⑤参见[德]哈贝马斯。

人性尊严以是否符合该个人之所以生存于社会之中所应有的尊严为判准。这个尤其可从基本法第1条、第2条、第12条、第14条、第15条、第19条、第20条被导出。

他认为国家是动态的存在，是在永远不断的统合过程中，且只有从个人出发才能成立的。在现代国家，人权之尊重与保障，需建立在健全的公共话语商谈机制和开放的公共论坛平台上，构建完善的国家义务体系，并切实履行之。

因为一个人既被矮化为物体、手段或数值，自然不必在意其精神、意识，更遑论其自治、自决，因而极易成为他治、他决之客体，自易构成对人性尊严之侵害。②参见[日]加藤新平：《法哲学概论》，有斐阁1983年版，第310页。

如上所述，人性尊严即人格尊严，是理性事实、形而上事实，不能在感性世界的可能经验中被认识。⑥他指出，规范的有效性是建立在人们对规范的合理认可基础上，建立在参与者通过争论达成共识的基础上，为参与者的理性所认同，由参与者共同来确定规范的有效性，从而为有效性提供合理根据。德国学者认为人性尊严属于每个个人自己以及自己所欲之价值，构成个人本质上不可放弃之要素，基于该尊严，人类方有自我发展之能力，或认为人性尊严之要件，系每个人得在其行为与决定上有自由，而且任何人都享有同等自由。[58]徐亚文：《程序正义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12页。

另一方面，他认为实定宪法内根本规范基础的核心价值就是人性尊严，制约着制宪权的正当性，具有直接普遍适用效力的真的超实定法，亦即在实定宪法之外的根本规范。民主主义则把这种自律的拘束视为法的根本原理并予以展开。

作者简介：蒋银华，广州大学公法研究中心副教授。哈贝马斯认为至少具备两个条件才可认为某一权力是合法的：第一，建立的规范是有充分根据的。

价值具有阶层等级关系特性，而在不同的价值阶层的相对关系里，价值由于在更高的价值奠定中，逐渐地减少了它的相对性，而最后在纯粹的感知中达到绝对的最高价值。对宪法制订者授予宪法制订权的法规范也是被认为系基于历史的意志行为……故将宪法的宪法[根本规范]视为实定的规范是妥当的。

故立宪主义的宪法在理念上必然是为人格尊严此一绝对价值所拘束的自由民主的宪法秩序。第一，人性尊严即人格尊严。既然人性尊严是最高位阶的客观价值，是我们人类永远追求的目标，那么人性尊严之彰显，民众才能生成合法性信念，才能达成普遍利益共识，从而形成共同有约束力的规范，成为最高的判断标准。因此根本规范不但创设宪法，也是综合宪法秩序静态性与动态性的基础。

[27]或为更抽象的之所以形成人格者、人的固有价值、独立性、本性、本质，在特殊且本质的意义之下形成个人的东西、人的人格之核心。其后，正当法律程序不仅包括法的程序内容，还包括法的实体内容的正当性。

他说：……整个权力系统必须合法化。愈下位的法规范愈具特殊性、具体性，从而构成了一个金字塔形的统一的全体法秩序。

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根源并不在于它是现存的统治者，徒具法律形式的合法性仅仅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实质的合法性，即合规范性。[55]参见叶俊荣：《环境行政的正当法律程序》，三民书局1997年版，第24-29页。